9月26日，国家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举办的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之分论坛“尼山世界儒商文化论坛”在曲阜尼山圣境尼山讲堂举行，德国齐柏林大学卓越领导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图宾根大学中国中心前副主任及中国商业伦理副教授Matthias Niedenfuehr （中文名宁洲明，,为论坛提交论文，题目为：《欧洲对当代中国儒商现象的观察》（译者刘微风）。摘要如下：

　　中文术语“儒商”一词是由“儒”和“商”两个单字组成的。其中的儒指“儒学”，“商”则包含贸易商人和企业家。在当代中国，这个词指的是那些不仅在各自的生意上取得成功，而且特别注重道德行为的企业家。为此，他们经常从中国的文化遗产中汲取传统价值。这些价值观包括诚实、信任、勤奋、公平和其他儒家美德。

　　“儒商”一词自1992年开始在学术论坛上偶尔出现，但从21世纪初开始真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说，参与只是一种肤浅的对传统的兴趣，以获得社会认可和建立人脉的机会。但也有人认为，成为“儒商”的内在动机，就是将儒家文化运用到企业文化中，使现代管理与国学相结合，形成“中西合璧”的企业文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发现了传统文化及其在商业中的价值的重估。其中一位这样解释他的动机:“用儒商这个词是一种趋势，对商业有利……这使我有别于那些不关心法规或社会责任的粗鲁商人。”这些被称为楷模的企业家认为，传统文化不仅对他们的成功，对整个中国商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将需要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来建设新的商业文明。”

　　我从接触过的一百多家中国企业中，特别挑选了两个案例进行研究，一个是“方太的儒家之道”，另一个“固锝的幸福企业”。这两家公司的负责人都获得“博鳌儒商卓越人物”的称号。在上述案例研究的公司中，企业文化的转变从解决领导问题开始。在儒家美德伦理中，自修是一个核心主题。自修就是每天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实际上是否符合儒家理念。他的价值取向还应以“成己达人”的和谐原则来改善自己的环境。儒商的目标是传递这两个概念——自我批评的领导力和对公司员工和社会的责任。这是传统的“内圣外王”原则的一种应用，“内圣外王”指的是一个开明的人的自我修养和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在公司的背景下，它的目标是对管理者和员工，也是对客户、供应商和社会的变革性影响。

　　这让人想起西方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的概念。这种观点认为，当问题出现时，管理人员首先寻找自身的缺陷。儒家领导应该通过模范行为激励公司员工。

　　这里所描述的儒商企业家们正处于优化他们的方法的反复试验过程中，并将继续发展这些方法。 到目前为止，这些公司在中国还不多见。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每天都有满载着感兴趣的企业家和行政人员的巴士前来参观。在我看来，这些儒商企业家的方法代表了一种独特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方法的先锋派。他们的模式被许多公司研究和采用。许多中国企业家已经开始在这些价值观的基础上运作——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的假设是，他们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像儒商”。

　　至于这些方法在其他文化中的适用性——这也是儒商的目的之一，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答。首先，一系列的方法和方式已经在中国的其他公司中很好地运作，并经过调整，可以转移到东亚文化背景(如在东南亚)。然而，如果我们看一看西方国家，就会发现其中一些方法的转换要困难得多。在中国，通过背诵来进行价值教育有着完整的传统，但这种学习和教学方式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并不流行。有些措施也会被认为是家长式作风或过多干涉员工的私人生活。

　　其次，这些方法中很大一部分是由这里描述的公司在中国非常好的或至少是稳定增长时期开发出来的。因此，这些方法在经济困难时期是否有用以及如何有用仍有待观察。不过，我采访的企业家的反馈很有希望。员工对公司的高参与度和认同感增强了公司应对新冠病毒危机等外部冲击的韧性。

　　在当前的讨论中，“儒商”仍然是一个正在构建中的概念，在对内重新评估中国传统和文化规范(通常被概括为“国学”)和真诚地尝试开发专门满足中国公司(或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需求的可持续企业文化模式之间震荡。当西方商人问我关于他们在中国参与的具体行动的建议时，我指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和个人参与。当儒商实现了员工流失率的持续下降和员工忠诚度的提高，并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沟通冲突的成本。这不仅仅是物质激励的结果——与工资的小幅上涨相比，去看望员工生病的母亲可能比小幅加薪更能给员工树立一个有爱心的上级形象带来持久的积极影响。

　　我们可以期待，儒商的理念和实践可以应用到社会的其他领域。随着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进步，今天的常见职业将不可避免地过时。孩子们应该掌握人类特有的、机器无法复制的技能：“信任、独立思考、团队合作、关心他人——这些都是知识可能无法教给你的软件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值得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去观察儒商的榜样，从中发现对企业有益的发展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