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典籍，是记录人类历史、思想、学术和文明程度的重要载体。千百年来，华夏经典的不断整理和研究，成为中华文明代代相传、永葆生机的重要途径。在历史长河里，巴蜀地区的先贤诞生了哪些杰出成就？他们的智慧结晶又有哪些流传至今？

　　近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成功结项。这是迄今为止四川对本地区文献进行的规模最大、跨时最长、体例最新的整理和研究。从2010年项目启动至今，20余位学者耗时13年厘清了蜀学的重要成就和思想体系，摸清了巴蜀文献的家底，对巴蜀文献中的精品珍品进行了系统精选，更把巴蜀文献作为整体进行了空前的汇集，一部大型地方文献集成——“川版《四库全书》”呼之欲出。

　　留存文献，更为中华文明寻根溯源

　　2010年1月，《巴蜀全书》项目被批准列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项目，同年4月，正式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项目大致分为三个主要方面：编制“巴蜀文献联合目录”、编纂“巴蜀文献精品集萃”以及再造“巴蜀文献珍本善本”。

　　几千年来，古籍文献代代相传，为何需要重新以《巴蜀全书》的名义进行重新梳理？

　　舒大刚，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同时也是《巴蜀全书》项目首席专家。在他看来，重新整理巴蜀地区古代文献相当重要。“中华文明如满天星斗，巴蜀地区的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个区域的人群、文明和历史如何演进？在考古之外，文献进行了最系统的记载。此外，巴蜀先贤在中华文明进程中贡献了独特的智慧，如果我们自己不系统梳理，时间一长也就无人知晓。”

　　更重要的是，虽然巴蜀地区的很多思想和文化成果得到保存和流传，但是研究并不深入。“作为汉赋四大家之一的司马相如为何能够横空出世？大多以为是文翁兴学的结果，事实上他的老师是巴蜀本地一位名叫胡安的隐士，在邛崃白鹤山传经讲学，《三国志》作者陈寿曾在《益部耆旧传》中对他进行了介绍，并且说明司马相如拜其为师学过《易经》。”舒大刚说，“这些材料散落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如果我们自己不去梳理，诸多文化现象就会被误解或者忽略。”

　　此外，舒大刚介绍，历代产生的大量巴蜀文献，因为没有一个总的丛书，很多已渐渐散佚。据考证，巴蜀地区至少诞生过上万种文献典籍，但迄今只有5000多种流传下来，“如果推出丛书，就能有效避免散佚。”

　　查清“户口”，巴蜀文献体系初步建立

　　要整理巴蜀全书，首先便要给历代巴蜀古籍文献查清户口。事实上历朝历代中，一直有人在从事类似的工作，只是整理均不全面，但这些资料，成为《巴蜀全书》摸清家底的重要线索。

　　研究人员发现，成立于清代同治年间的尊经书院，曾经编著了《补四川艺文志》，收录了五六百种巴蜀历代文献，但这显然远远不够。后来，他们又相继在明代晚期的《蜀中著述考》以及民国时期的《四川丛书拟目》中发现七八百种，但收纳均不全面。最终，研究人员决定从头开始普查历代的目录志和艺文志。

　　果然，从《汉书·艺文志》开始，便开始收录巴蜀人的著作。从先秦时期《臣君子》到汉代扬雄、司马相如的著述均有提及，此后隋唐到宋明清的经籍志、艺文志，均有斩获。他们还从历代的传记材料中进行搜寻，同样也不断有新的发现。13年来，研究人员通过查阅古今书目，走访公私藏家，收集、甄别、分类整理川渝所藏古籍信息50余万条，全国所藏巴蜀文献目录5万余则，基本摸清了巴蜀历史文献的家底：历史上曾有巴蜀古文献10000种以上，现在保存下来的有5000余种。这些新发现，全部汇成《巴蜀文献通考》。此后，现存的巴蜀文献名录又全部汇成《现存巴蜀文献总目提要》。

　　在此过程中，研究人员还为1200多种优秀图书撰写内容提要，介绍图书的具体内容和版本，又精选其中的500多种以现代范式进行标点校勘，编成了1.5亿字的“精品集萃”，突出了巴蜀文化的杰出成就。鉴于巴蜀地区雕版印刷发达，留下许多雕印精良的宋版元椠，研究人员又精挑100种编成“珍稀善本”予以再造重版。如今，《宋会要辑稿》《廖平全集》《三苏经解集校》《苏轼全集校注》等古籍整理成果已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

　　对古籍进行整理，只是《巴蜀全书》工程最基础的工作。舒大刚介绍，由于历史上巴蜀文献从未被系统整理过，编纂《巴蜀全书》必须对这些散见的文献进行收集分类。13年来，研究人员撰著了《巴蜀文献通考》《现存巴蜀文献版本暨收藏联合目录》专著，系统探讨了巴蜀文献的历史面貌和演变轨迹；又将传统文献按不同类别进行分编并撰“提要”“前言”介绍其内容，最终形成内容全面、古今兼顾的巴蜀文献体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廖名春是《巴蜀全书》项目评审专家，他表示，该项目在整理和研究巴蜀重要文献重要著作的广度和深度上超越了前贤今人，不管是文献调查、目录编制还是古籍整理以及文献研究，成就均十分突出。

　　兼顾研究，一次中华文化的寻根溯源

　　在对巴蜀文献的整理中，究竟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同样作为项目评审专家的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国林表示，《巴蜀全书》的整理把地方文献整理纳入到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巴蜀先贤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得到进一步挖掘和彰显。

　　“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发明创造或始于巴蜀。”舒大刚说，“佛教第一部雕版印刷的丛书《开宝藏》率先完成于成都；儒家‘十三经’的第一次结集《蜀石经》是在成都；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词集《花间集》诞生在巴蜀；号称‘方志鼻祖’的《华阳国志》是川人常璩所著；第一次拟经制作的《太玄》作者是川人扬雄；第一部妇科著作来自巴蜀……甚至中国首部地域文化的神秘经典《山海经》也极可能诞生在巴蜀。”

　　结论的背后，是研究人员对历代古籍文献的精心整理和深入研究。

　　为何说《山海经》极可能诞生在古代巴蜀地区？舒大刚表示，历代文献在提及《山海经》时，曾围绕《山海经》的作者进行过各种争论。此后，现代历史学家蒙文通提出要确定其作者，首先要搞清楚《山海经》的写作地域。经过研究，他认为《山海经》所指“天下之中”在今四川西部。“因为《山海经》中《海内经》四篇都以‘都广之野’为天下之中。那‘都广之野’在哪里？《山海经》说在建木和黑水之间，描述的事物和成都相似。都广曾见于《楚辞·远游》《淮南子·墬形训》等，《后汉书》记其名为‘广都’，为蜀郡之地。明代学者杨慎指出，‘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舒大刚认为，蒙文通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确定方位，往往会以自己所在位置为中心，所以《山海经》作者极可能是来自‘天下之中’的巴蜀。”

　　而梳理《开宝藏》为何在成都刊刻，则可揭示雕版印刷术极可能最早从蜀地开始的历史。

　　舒大刚说，学术界一般认为，在中晚唐时期成都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整理相关古籍可以发现，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记载：“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宋代《国史艺文志》也说：“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这些记载认为，雕版印书唐代后期才出现于成都。正因为蜀地是雕版印刷术的发祥地，到宋代时，蜀地雕版印刷由此进入了黄金时代，有“宋时蜀刻甲天下”之称。或许正是在此背景下，宋太祖赵匡胤在决定开雕《大藏经》时，选择在成都。这部约4860万字的经典，印刷共用雕版13万块之多，历时12年才雕印完毕，是世界上刻印的第一部佛经总集。这项巨大的出版工作由四川来承担，也充分说明当时蜀地技术力量、经济基础的雄厚。“今天我们梳理这些史料，既是中华文化的一次寻根溯源，更是凝聚四川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

　　解决悬疑，印证三星堆青铜神坛的宇宙观？

　　值得一提的是，《巴蜀全书》编纂时还注意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相结合，努力解决学术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相关问题。在舒大刚看来，三星堆祭祀坑1986年出土的青铜神坛和文献结合，便可以推证中国第一部易经《连山》可能和巴蜀有关。

　　中国的《易经》往往被认为有三部，分别是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及周代的《周易》，其经卦皆八。而《连山》，据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所言，是取意深山中漂浮的云雾，看上去像一座山连着一座山，因此称之为《连山》。书中的内容，则主要记载了大禹的功德。这本易经和巴蜀有无关系，并无佐证。不过，当根据残片复原的三星堆青铜神坛出炉，以舒大刚为代表的不少学者认为，神坛投射的三星堆先民的世界观，和《连山》一脉相承。

　　三星堆神坛，圆底、上为首尾衔接的两头神兽，上面有四个立人，头顶连绵的山峰，山峰之上则是盝顶建筑。这件神坛，考古学者严谨地表述为是三星堆文化想象力和世界观的集成，是三星堆的古人们所幻想出的世界的具现。在舒大刚看来，这件神坛恰好和《连山》的观念吻合。他认为，三星堆神坛的圆形底座酷似“太极”，其上首尾衔接的两个怪兽实像“两仪”，再上四个立人又像“四象”，立人头顶四座连峰合围则像“连山”，连山之上又有四方形天庭，每方还有舞姿翩跹的五个立人。整座铜像与《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的宇宙生成论和易道演化说若合符契，同时铜器的五级构建和四方五人还带上了巴蜀“五行”观念的烙印。

　　“三星堆先民在制作神坛时不可能天马行空乱想，定是先有一定的观念才后有实物。他们将《连山》里的文化投射于器物上，说明这种文化在当地深入人心，《连山》极可能在巴蜀产生。”

　　类似的深度整理和学术研究，至今仍在进行。舒大刚介绍，按照项目规划，《巴蜀全书》如今已经结项，但还是以标点校勘居多，深度的研究、考证和阐发还不够。未来，项目组还将继续以学术史的方式进行深度整理，把古代巴蜀先贤的智慧集中凸显并提炼出他们的当代价值，为今人所用。

　　未来，《巴蜀全书》还将以丛书的方式集中出版，打造巴蜀地区的《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