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哲学存在诸多误解，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不少西方汉学家和哲学家的注意，他们致力于纠正这样的不对等，在哲学层面更好地理解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要让中国哲学说自己的话”

　　安乐哲，1947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他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汉学家，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多年来，他不遗余力地向西方推介中国哲学，致力于共情地理解中国哲学，以及将儒学与西方文化进行对等、互动式研究，翻译了《论语》《道德经》《中庸》《孙子兵法》等多部经典，并著有《“生生”的中国哲学》《儒家角色伦理学》等多部中文和英文著作。安乐哲对中华元典的新诠释、新解读，特别是他构建的中西比较哲学方法论体系，深入剖析了中国哲学的独特内涵，消除了以往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的不少误读和隔阂，为中西哲学的互相理解和深层对话开辟了新的道路，有力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他先后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孔子文化奖”和“中国政府友谊奖”，以表彰他在推动中华文化传播与中西哲学交流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

图为安乐哲以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本为底本翻译的《孙子兵法》

　　安乐哲年轻时曾在香港新亚书院及崇基学院学习中国文化，后来先后在台湾大学、伦敦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先后师从劳思光、方东美、刘殿爵等先生研读中国哲学。这样的学习经历也使他同时具备了中西方的哲学背景，特别是对儒家哲学与中国文化多了一份更为深刻的理解。在亚洲求学期间，安乐哲深刻感受到以欧洲哲学为主导的西方哲学是长期占据世界各地高等教育的主流课程，中国哲学以及其他亚洲、非洲、美洲本土哲学被西方哲学家边缘化，中国真正的哲学著作没有得到西方哲学家的重视。在他看来，中国哲学起初由西方传教士引入西方学术界，在翻译中国这些典籍中往往引入了许多基督教术语，导致西方思想界特别是哲学家们没有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理解中国文化，而是用西方自己的宇宙观预设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来理解中国文化。

　　面对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研究格局中这样的地位和遭遇，安乐哲意识到要向西方世界阐释中国哲学这一传统的独特价值，向世界讲好中华文化故事。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做的不是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的哲学传统。我们要让中国哲学说自己的话。”2014年，安乐哲等人在夏威夷推动创建了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作为创会者之一，安乐哲始终持这样的立场：儒学有它独特的思想贡献，它应该在世界文化和世界哲学中有自己的位置，所以儒学思想是应当国际化的。

　　在中西比较背景下阐扬中国哲学

　　在安乐哲看来，中国哲学是以万物关联性、经验性为出发点的，是一种完全来自经验的哲学。他甚至认为，也许西方哲学和儒家哲学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可以表现为古希腊本体论思维方式与《易经》中明确阐述的生生论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正是基于中西方哲学差异的认识，安乐哲主张要在中华文化自己的语境下理解、阐释和翻译中国文化。为此，他花了很大功夫解决过去西方在译介中国哲学典籍时造成的误读误解问题。比如，安乐哲认为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西方把中国的“天”翻译成heaven，把非常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翻译成ritual，把“道”翻译成way，这些都不能很好地体现中国哲学的价值特色。

　　安乐哲主张要在会通中西背景下全面、恰当地把握中国哲学的内涵，为此，他明确提出中华文化经典的外译要走“阐述为主，翻译为辅，两者结合”的路子，在翻译中要自觉养成解释性翻译意识，要使用西方人熟悉的范畴，对中国古典哲学进行阐释研究，然后再将这一阐释背景应用到原典的翻译之中。通过这样的跨文化类比阐释，努力恢复原文化的语境，克服逐字翻译造成的所谓客观偏见特别是附着在其上的西方宇宙观的预设，从而力求揭示中国哲学思想语汇深刻的内在含义。为此，他还归纳整理出一套阐述中国文化的关键词汇表，作为正确译介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工具和“基石”材料。

　　安乐哲作为西方世界的哲学家，他自觉地构建中西比较哲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特别是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是哲学，在中西文化的译介中积极倡导和践行哲学精神，力图将汉学技巧和哲学方法融会贯通，这也是他与一般的汉学家明显不同的地方。在安乐哲对传统中国哲学的阐释中，他还非常注重运用现代科学研究中诸多理论和语言概念，比如“焦点—场域、全息理论、协同理论”等来阐释中国哲学，同时还综合运用诸多中西方哲学家如杜威、怀特海、葛瑞汉、唐君毅等的研究成果，来开展中西会通与比较工作。可以说，安乐哲以世界哲学的背景来谈论中国哲学，实际上也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与空间。

　　安乐哲对中国哲学的创造性阐释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启发和影响的成果。比如，他提出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展示了中国独特的道德哲学，他认为儒家角色伦理以家庭亲情为基础，提供的是行为指导原则而不是抽象原则，不同于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西方伦理。比如，他运用“焦点—场域”理论更加深刻地阐释了中国哲学“生生不息”的特点，他认为中国哲学具有“一多不分”互相含摄的全息特征和共生的生态特征。比如，他认为中国哲学具有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情感。安乐哲还揭示了中华文明具有“人类趋善之道”的文明特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倡导智慧的生存方式，教导人们更加智慧的生活，优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持续调节社会处于最佳状态，为人类繁荣作出贡献。

　　中国哲学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智慧

　　安乐哲几十年来致力于儒家思想和中国哲学的研究与挖掘，并没有落入故纸堆之中，他看到的是“活着的中国哲学”。他非常注重在中西比较中阐扬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通过挖掘中国哲学的价值内涵试图更多找寻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路径与答案。在他看来，儒家思想固然是一种古老文化，但同时也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传统，“我们需要一个批评性的、进步性的儒学，而不要昨天的、僵化的儒学，因为儒学应是现代的、活的儒学”。他明确表示，中国哲学要更好地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既需要让世界受众走进哲学的“中文世界”，也需要使中国哲学融入世界，把中国哲学放到世界范围内去探讨和思考。

　　在安乐哲看来，当今世界面临诸如全球变暖、流行病、食物和水资源短缺、国际恐怖主义和贫富不均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显然无法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而西方倡导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一定程度上会带来“零和游戏”的问题。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世界团结在一起。安乐哲相信，在当今时代，儒家价值观仍是世界文化秩序变革的重要资源，他认为今天的世界需要中国哲学的传统智慧和价值，儒学在关系结构中确立的人的观念，以及注重家庭、和谐、道德等主张，有利于建设世界的新兴文化秩序，所以他坚信，儒家价值观对于人类走出危机与困境、走进风平浪静的港湾，不失为一种可贵的文化资源。

　　安乐哲不仅致力于对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和价值阐扬，他同时还重视身体力行地推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交流，参与主持“世界文明论坛”，主讲“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师资班”，以其个人的学术努力构架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深刻阐扬世界文化秩序变革的中国智慧，同时为谋求多元文化的共存互动而努力。安乐哲的中国研究从来不是以实用主义来解读中国哲学，而是试图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内核之中去寻找更为普遍的价值资源，以期创造中国哲学新的意义。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的责任不是赞美中国文化，但我相信，中国文化有巨大的价值，这种价值会充实西方文化”。他相信，这样的中西会通工作会开始一个新的方向，也就是从了解到学习，再到共同学习，需要做的是与中国文化共同学习，“我们的工作不仅限于了解中国文化，也不仅是增强西方文化，而是让西方和中国在哲学上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