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如何重读中国传统经典”，此话题涉及三个关键词，“当下”“经典”与“重读”。乍看每个词的义界都很分明，其实彼此间的关系联动，仍含藏有许多深意需要阐明。这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要拿这个题目来作讨论的原因。

　　当代人的困境

　　一段时间以来，市场经济高企赋予物质无远弗届的力量，使得与之相应的一系列世俗原则严重挤压了意义与价值的存在空间，阅读、尤其经典阅读因此不再被视为可助人成长的精神资粮。而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和融媒体发展造成的传播的虚拟化倾向，更让读书易为读屏，经典、尤其传统经典因此在新一波娱乐化、碎片化的“轻阅读”风挤压下，成为最先被大众舍弃的对象。及至当下，消费降级带来的种种无力感和不确定感，让许多人开始感觉到物质力量的边界效应在递减，进而意识到人虽不能超脱世俗日常，但天地本宽，忙者自促，要摆落汲汲营求的功利，变茫茫无着的无助空虚为有自尊、能自主、得自强，精神力量的加持不可或缺，终使克服冗余需求、尝试简单生活，成为一种新的目标追求。

　　但遗憾的是，在与社会及自己和解的同时，富含人生智慧与觉解的传统经典并没有因此重新被人唤回，尤其与一味恬退顺应相对待，其所揭举的那种力行无倦、勇猛精进的心性砥砺与人格淬炼，并没有因此成为人应对个体无力感与失落感的精神动力。即使有人意识到它的核心充溢着这种力量，也因为受过往种种粗鄙化改写及类型化消解的迷惑，失去了正确打开并进入的方法。所以，当太多人为自己虽拥有信息却缺乏知识、虽拥有知识但缺乏价值感到苦恼，重新从传统经典中找回初心，以灌溉生命，就成了社会普遍的心理诉求。

　　经典的力量

　　传统经典敬祖先，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凝聚着中国人的制度设计和生活理念，不仅积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更有超20万种的存世规模。今人习惯尊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为经典自然无错，但置身于当下的语境，不能认为经典由几部书建构。诚如葛兆光先生指出，儒家治世之作固然是经典，但佛教治心之作、道教治身之作及诸子百家，林林总总，也是。

　　上世纪，梁启超开列国学入门书，以为其中最基础的书目“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同时唐文治论读经，称其“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朱自清更提出“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若结合当下语境稍加展开，则正如中国人从来即事言理，传统经典从一开始，就选择走一条实践性而非论理性的道路，强调实行实功，经世致用。《诗三百》的抒情言志自不消说，孔子援鲁史制《春秋》，以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以六经为始源的传统经典，其初始原型都是历史事件和经验，皆如此。此所以朱熹《中庸章句》称圣人之德，极诚无妄，“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古人有志于学，因此又如方苞《传信录序》所说，都自觉“将明诸心以尽在物之理而济世用，无济于用者则不学也”。落实到其看重的经与史，则如苏洵《史论上》所说：“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总要在畅明事理。以后王阳明《传习录》讲“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章学诚《文史通义》讲“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都如此。

　　所以今人阅读传统经典，无论经史子集，无须因世代悬隔而生分别心与抵触心。诚然，它被古人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为历史性概念。但因虽即事言理而属意在人不在物，尤致力于将人置于关系中，而不把人从关系中孤立出来，进而与自然对立，所以更具有向人解释人是什么、应该成为什么的能力与特质。正是这种能力与质性，它让个体生命与一种无限性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一个永久性概念。

　　这种永久性具有价值规范的意义，所以每当人遭遇变故，陷入困境，它总会向人开放答案，俾其获得重新出发的力量。又因它的价值体系包含有世俗生活全部的丰富性，它所辟出的伦理路径就始终着眼在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建成。它努力使一种正大的世界观、价值观内化为人生命的一部分。只要人是问题，它就永远助人认识和解决问题。由于人性不受限于时地，彼此感通，它自然也能让今人收益，并不令而行，无声地彰显了自己价值论上的反功利性和精神气质上的人文性。

　　继续回归当下语境，这种反功利性和人文性显然对现代人以求知为能而不重修身的扁平化的生命状态具有疗救意义。诚如学者指出的，许多时候，今人只是在闻知上胜过古人，但那仅是量的超出，生命层次的净化与提升才能带给人质的变化。然而恰恰在这个方面，今人离传统经典所推崇的古人很远。看看周遭的世界，有太多人虽衣食无忧，却为“物役”“形役”所累，面对过时的情感、糟糕的婚姻、丑陋的人际关系，以及生活中不时浮现的卑琐的小人物，尤不能奋身一搏，内卷已让他们精疲力竭，躺平也不足以抚慰其身心，由此精神焦虑增加，幸福感下降，心态失衡频发，自我成就意识严重缺乏，其不足以诞育饱满坚实的生命样态几乎是必然之事。这个时候，传统经典所推崇的生命真气与君子人格，就不是一种空泛的宣导，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示范与激励。它素尚“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因自身包含着德国启蒙哲学家沃尔夫所说的“可作为基础的真”而光景常新，是可以用为今人涵养生命、浚发性灵的精神资源的。所以值得常读，尤须重读。

　　受层累性特征的影响，从内容到表达，传统经典与当下多少有些脱节，阅读起来肯定不太轻松。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指出，对于传统经典，从来有学者专业之学与大众通识之学的分别。对学者，“以古释古”，“汉话汉说”，力求恢复经典的原始面貌自然很重要；但对大众而言，重点落在据实感悟，如朱熹所说“要体会亲切”，就已经很好，因为这从来是中国人读书的常态。

　　所以，不一定非要明音韵，通训诂，更须避免“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的死在句下。传统经典既是历史的留存，又极具未来性，是一种有待发现和创造的资产，它总在人们不断的回溯中重新认识自己，拓展自己。案头研究固然是重新认识和拓展，立足于当下生活的切己体悟也是。如要说得更深广些，则时移世异，如王国维《论政学疏稿》所说，“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这种“道出于二”不仅打散了许多传统成说，也瓦解了传统的解经模式，使经典必须面对变化了的时势。经典再不是圣典，再不是只让人信仰不容人质疑的绝对真理，它需要重新解释，它的生机正蕴藏在重新解释中。

　　故我们不要把传统经典看成是一种封闭静止的存在，它之所以具经典性，正因为能克服时间的限制，拥有“超时间性”（supra-temporality），进而，还是构成所有现代性最重要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经典具有历史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特质，对它的研究是完全可以立足价值和实践导向的基础，引入包括现代诠释学在内的新方法，如余敦康先生所说，通过与当代结合，发挥其力量，进而如洪汉鼎先生所说，揭示其未来的意义，畅明其价值“不是放在末日黄昏，而是开放在未来的晨曦”。

　　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认为不仅人人都可以读经典，还必须读经典。过程中有专家帮助自然好，如能借助权威注本，在移动设备支撑下展开移动式、微课程及自我量化等个性化的新型学习模式，也能让人与其中活的思想交接，并最终推进传统经典的大众化进程。总之关键在融传统智慧于当下生活，让现实激活问题，让经验佐证经典，进而检视自己的直觉，印证古人的洞见。倘能做到这样，则经典文本就能在与生活世界的互动中，牢牢地植入人的心底。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相信，正如每个人都有仅属于自己的缘分，也必定有自己心仪的经典。如果你找到了，并觉得受用，觉得智性浚发，活力开张，此即哈耶克所说的“生机勃勃的传统是创造性的源泉”，经典也就因你获得了新的生命。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说，“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所有这种理解最终都是自我理解”。他告诉人阅读经典不是一种复制行为，而是创造性行为。进而，因具有哲学反思的特征，它还能成就一种“创造性的自我认知的内化过程”。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到，伴随着经典阅读与理解的完成，自己开始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找到了自己。

　　最后要强调的是，传统经典需在历史流程中呈现，更需接受后来者基于发展了的眼光的检验，以为“吾道自足”，必难“化民成俗”。故所谓理解还应包括究问与质疑，甚至主要就是究问与质疑。只有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才能让经典因自己的阅读而延续，而增值。犹忆鲁迅在拒绝“青年必读书”征文启事时说的话：自己看中国书“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不如读外国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但多是“僵尸的乐观”，不如外国书即使颓唐厌世，“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其中每一句都砭骨诛心，堪称传统经典最精准的判词。活在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切记对此须有周彻的了解，然后予以辩证的确认。只有这样，才能因无知而增知，由知识人跃升为文化人。才能造就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重建惠及众生的人文关怀。

　　而这，其实也是传统经典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