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树立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主流，其现代化发展问题是极富时代价值的议题。科技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效途径，亦是人类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必由之路。因此，探讨儒学和科技的关系，是儒学现代化过程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近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马来平教授组织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师生们召开了一次以“科技儒学”为主题的讨论会，该会议旨在推动对科技与儒学关系问题的研究和科技儒学理论框架的建构。参加讨论会的有副教授常春兰、博士后林孝斌，此外还有张春光、何刚刚两位博士与董海、张浩等硕士研究生。

　　张浩首先发言，他认为首先有必要说明“科技”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的形态在不断变化。从地域的角度看，不同地区的科学模式也各有差异。不能把西方近代科学看作科学的唯一模式，故而我们建构“科技儒学”一定要兼顾古代科技与近现代科技。并且，只分析儒学与科学的历史关系是不够的，还要深入儒学理论和科学理论当中，提炼出儒学中促进科学发展的内容。因此，“科技儒学”应该分为以下几个模块：一，西学东渐中的儒学与科学，分析科学和儒学在西学东渐历史进程中的关系；二，儒学与中国古代科技；三，儒学对科技的引导作用；四，儒学对现代科学理论的启示，探讨儒学对科学理论的启发作用；五、儒学中的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科技儒学应当从这几个方面入手，阐发儒学和科学的相容性。

　　此后，董海和张春光两人就科技儒学的研究路径问题展开讨论。董海认为，应当首先学习吸收西方科技与哲学中的相关思想，然后梳理儒学中与之相关的内容，最后进行系统化综合，以深入探究科技与儒学的关系。张春光则认为，研究“科技儒学”，不可能把西方科技从古到今梳理一遍，也不可能将中国古代科技进行全面梳理，这样繁重的任务很难完成。人类是通过语言符号来认识世界的，“科技”和“儒学”是人类的界定，要深入研究“科技儒学”就不能囿于这些界定和概念之中，否则很有可能会走向先验论。研究者应当深入到概念里面，回到历史当中，重新反思科技与儒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事实，以此来重新界定“科学”和“儒学”的关系。历史上儒学首次与西方文化的深入接触，就是西学东渐，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追溯和研究，我们可以从中生成新的话语，这才是“科技儒学”。

　　常春兰副教授认为，“科技儒学”的构建并不简单，我们需要寻找共识，从科技哲学的角度重新澄清“科技”与“儒学”两个概念。提及“科技”，不能单单指西方科技，儒学阻碍科学发展这个说法，恰恰指的就是西方科技。如果一谈及“科技”就下意识认为成“西方科技”，那必然得出阻碍的结论。另外还存在一种“科技”与“儒学”无关说，该说认为儒学是伦理学，不关注自然界，缺乏认识论思想。其实儒学并不缺乏认识论，只是儒学认识论与西方认识论不同。

　　常春兰副教授继续指出，“科技儒学”不仅仅是史学性的，还是观念引导性的，我们要在丰富“科技”与“儒学”的内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构建出儒学与科学二者的关系。从中国传统中挖掘出和西方科技相对应的内容并非肯定“西方科学在中国早已有之”这一事实性论断，不是盲目增强民族自信，而是试图揭示儒学对现代科学理论的启发，展示儒学与科学互相促进的一种可能性。

　　随后，张春光博士发表了自己对于科技与儒学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明体系与科技文明的关系问题，新文化运动是这两种文明激烈交锋的一个表现。虽然科技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它并非是完美的，容易造成人文精神的危机并使人走向虚无主义。众多哲学家对这种文明形式进行了反思，并认为需要将人类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融入科学精神之中，从而为人类精神领域的危机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儒学作为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形式，其所具有的如“天人合一”思想等内容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为科技文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一剂良方。

　　博士后林孝斌肯定了科技与儒学关系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他也指出，儒学与科技的对话具有丰富的层次性，除了在相互的批判与反批判中所体现的内容以外，还有诸如器物、理论和信仰等诸多方面。此外，科技与儒学两种不同信仰对于生活方式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研究的对象。

　　最后，马来平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马老师认为，西学东渐的过程经历了多个阶段，从最初西学传入中国时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相互碰撞的矛盾中逐渐融合，到鸦片战争后中国官员阶层奉行“中体西用”并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最后到辛亥革命以后儒学逐渐在与科学的交锋中走下神坛。因而，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与儒学的互动方式已渐趋激烈，激进派学者以《新青年》等杂志为阵地猛烈批判儒学，而保守派学者们更多是在维护儒学的合法性而非批判科学。另外，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协调发展而非完全融合，两者可以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相互促进并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讨论会最终在愉悦的氛围中落下帷幕。通过此次讨论会的深入交流，与会者们一致认为，“科技儒学”的构建是儒学传统文化复兴的必要课题。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儒学首次与西方科技接触并作出回应，因而是探讨科技儒学问题最好的着眼点之一。因此，学者们可以从西学东渐入手，分析儒学和科技的关系，为儒学的现代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