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7～约97）　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字仲任。先祖为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人，后来徙家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王充出身寒门庶族，曾受业太学以大儒班彪为师，学识渊博，不守章句，而能有独到见解。曾以教书为生，出仕任功曹小吏，又因刚直好谏争失官。著《论衡》85篇，20余万言，依据科学知识，破除世俗迷信。著有《养性书》16篇，《讥俗节义》12篇，以及《政务》之书等。王充的著作流传下来只有《论衡》一书，其他均佚。

　　学术思想　王充处在自然科学和神学相互交织、对立的时代。他在《论衡》中对流行于汉代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之学进行批判和否定，同时在认识论、历史观方面的探索，推动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发展。

　　反对天人感应的天道无为的自然观　王充自然观是唯物主义元气一元论。他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论衡·谈天篇》）“元气”为天地万物的原始的物质基础，“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篇》）；天地元气不生不灭，“天地不生故不死，阴阳不生故不死”（《论衡·道虚篇》）。王充以元气自然无为思想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和谶纬思想展开批判。他自称他的学说“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论衡·自然篇》）。王充吸取当时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思想，用以解释黄老自然无为思想，以天地为物质实体。他说：“夫天者体也，与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体，列宿著天之形。”（《论衡·祀义篇》）王充以列宿与宅舍相比较，表明他的天地乃物质实体的观念。他以天地元气自然无为批判天人感应“天地故生人”的说法。他说：“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论衡·物势篇》）又说：“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谓天自然无为者何？气也。”（《论衡·自然篇》）这种天地元气自然无为思想否定天地元气具有精神意志，从理论上有力地驳斥了“天地故生人”的神造说。　 王充以自然无为否定祥瑞和谴告说，例如关于文王武王受天命天先现祥瑞的传说。他说：“自然无为，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鱼，是有为也。”（《论衡·初禀篇》）王充认为即使有赤雀白鱼祥瑞出现，也纯属自然界偶然现象，并非天有意降瑞物。他说：“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非天使雀至白鱼来也。”（同上）王充还批判谴告说，指出：“末世衰微，上下相非，则造谴告之言矣。”（《论衡·自然篇》）王充从社会原因揭露谴告说，这是深刻思想。当社会出现危机，天灾人祸交至，统治者内部矛盾重重，惧怕天命转移，而以灾异现象附会出许多谴告说法。王充又说：“且凡言谴告者，以人道验之也。”（同上）所谓“谴告”完全是人们据人事得失编造出来的，与天道自然无为之旨相违背。

　　王充还否定鬼神存在，他以元气自然无为否定人死为鬼。他说：“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论衡·论死篇》）元气没有精神意志，因此人未生时无知，死后复归元气亦无知，人死不为鬼。王充认为人的精神派生于形体，不能离开形体单独存在，人死形体朽败，精神也随之散亡，因此，不存在有鬼。

　　注重经验效验的认识论　王充的认识论强调感性经验。他说：“如无闻见，则无所状。”（《论衡·实知篇》）人的主观感觉与客观对象相接触，发生感性认识，这是认识的初步。由感性得来经验进行推理（推类），再获得深入认识。他又说：“案兆察迹，推原事类。”（同上）此即由感性升入理性。王充还强调用效验检验认识是否正确。效验具有实践的意思。他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衡·知实篇》）经不住效验验证的知识，不算是真知识。

　　王充甚至敢于怀疑孔孟圣人，《论衡》有《问孔篇》和《刺孟篇》。他批评“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论衡·问孔篇》），即对孔子言论不加分析而盲目信任。他指出：“案圣贤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同上）孔子的言论也有不少自相矛盾和失于轻重者。王充还对孔子发出欲居九夷之叹以及欲应佛肸和公山弗扰之召进行批评。他说：“夫中国且不行，安能行于夷狄？”（同上）还讽刺说：“孔子之仕，不为行道，徒求食也。”（同上）王充批评孟子更为尖锐。批评孟子回答梁惠王时所说“仁义”，“违道理之实”（《论衡·刺孟篇》），还批评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说法为“论不实事考验，信浮淫之语”等。

　　宿命论思想　王充区分天人，否认神秘的天人感应思想，然而由于他不能科学地理解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形成宿命论思想。他认为人“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论衡·命禄篇》），人的生死寿夭和富贵贫贱在禀气受命时即已决定。他说：“人生性命当高贵者，初禀自然之气，养育长大，富贵之命效矣。”（《论衡·初禀篇》）王充不了解人的社会本质，用自然现象直接说明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结果陷入命定论。他看到“时”“遇”“幸”“偶”等偶然机会对人的命运有很大关系，甚至人们无法抗拒，由此得出“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论衡·命禄篇》）。这种命定论把偶然性夸大为必然性，将必然性神秘化了。由此亦为王充反对天人感应思想带来不彻底性。他对某些符瑞、图谶无法做出解释时，便承认它们的存在，而使他在理论上发生自相矛盾。

　　评价　王充的无神论思想和他的反传统思想，如他的《问孔》《刺孟》等作，曾遭到后儒非议，被指责为名教罪人（刘知幾：《史通》序传第三十二、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论衡》）。亦有为他辨诬者，认为《问孔》《刺孟》非王充所作，系后人伪托（熊伯龙：《无何集·读〈论衡〉说》）。近代章炳麟则站在反封建民主革命立场，予王充疾虚妄及其敢于质疑孔子以极高评价，他说：“（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訄书·学变》）章炳麟将反封建和反满相结合，锋芒指向孔子这一封建制度的权威，其“足以振耻”的说法，具有封建制度之反叛意味。